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叫沙岭的小村子，村子不大，靠山而建，三面环田，一条小溪穿村而过。这里的人世代种地，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。说是“靠天吃饭”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“靠命吃饭”——有些人命好，种啥长啥，有些人命薄，做啥赔啥。这话听着迷信，可在我们村，没人会反驳。
村子里住着一个人，叫李三水。他不是我们家亲戚，但却是我记忆中最早出现在我生命里的“熟人”之一。三水比我爸妈年纪略小一点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就总在村里晃荡，说话结巴，走路有点踉跄，但眼睛却很亮，像水塘里的月亮，安静又不安分。
说起来，我对李三水的最初记忆，是关于“触觉”的——大概我一岁多点，有一回，我被他抱在怀里。他坐在晒谷坪边的石墩上，笑着逗我，口水滴在我的额头上。我不会说话，只是盯着他。他嘴里磕磕绊绊地学我爸的样子哼歌，歌不成调，调也不成调，但笑得很真。我爸站在不远处，朝我比了个“不要”的手势，一边压低声音说：“别让他抱。”
多年后我回想那一幕，我爸那表情里有点担忧，也有点无奈。那时候李三水还年轻，也没啥坏心眼，可能就是单纯地喜欢孩子吧。
村里人都叫他“李结巴”，这称呼从不遮掩，也没人觉得难听。他从小说话就结巴，说一句话要憋半天才说出头尾。可奇怪的是，他脑子却挺好。小时候村小读书，他识字比谁都快，算术也是全班第一。但偏偏因为这张嘴，一次他在课堂上被老师当众骂“狗吠”，从那之后就退了学，再也没回教室。
他退学之后没几年，爸妈去世了，留下他一个人。他没田没地，靠给人打短工为生。我们那边说“打短工”，其实就是扛水泥、推沙子、挑粪倒灰，一天挣三块五块，吃饭还要自带饭盒。三水就是那种人。整年穿一件褪色的军绿色夹克，裤脚卷起，鞋后跟塌着，一根麻绳当腰带，把整个人系得紧紧的。
他虽然话说不好，但身体素质还行，在工地上能扛水泥袋扛半天不歇气，村里人都说他“力气大得吓人”。但没人真把他当人看，更多的是当笑话看。有时候几个工地上的年轻人会拿他打趣，说什么“哎三水，你今天吃的啥，结巴都加速了”，他一开始还憨笑着应几句，后来就只笑不说话了，像是习惯了那种羞辱。
更让人议论的，是他老爱追着孩子跑。哪家娃娃在坪里玩，他总爱凑过去，蹲在边上看。偶尔有胆大的孩子逗他说话，他就咧嘴笑，笑着笑着就想伸手去抱。村里人看见了，总会冲他吼：“李结巴，你干啥？你别吓孩子！”然后把孩子拉走。
那时我妈常说：“不是他坏，他是脑子有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。”可我一直觉得，李三水的脑子其实没坏。他能数出水渠里几个砖缺口，也记得哪家人几月几号结婚，还常偷偷帮村口的小学补墙抹灰，从来不求钱。他只是被村子这个小社会从小边缘化，压久了，干脆躲在自己的壳子里活着。
有一年，村里传言说他和寡妇王婶“关系不一般”。王婶丈夫在外头出意外死了，留下她一个人带儿子，住在村东头。有人说李三水晚上去过她家，有人说他们一起去镇上买东西，还有人说听见王婶家半夜有男人说梦话。但这些说法像塘里的青蛙叫声，热闹，但都没见过影子。王婶后来改嫁去了邻村，谣言也就慢慢淡了。
我小学到初中，和李三水的交集不多。偶尔放学回来看到他在田埂上蹲着吸烟，他会冲我点点头，我也点点头，谁也不说话。高中时，我考到了镇上的中学住校，就更少见他。后来考上华中理工大学，走得更远，春节才回一趟家。李三水就像村头那株被风雨打弯的槐树，站在那，却没人再细看。
大三那年寒假，我回家过年，吃饭时问起他，我妈边炒菜边回我：“他啊，腿脚不好了，干不动了，就去镇上的养老院住了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说一只老狗找地方歇了。
之后几年，我忙着实习、考研、搬家，村子几乎成了我记忆里的某个角落。再一次听说李三水，是我一个发小在电话里随口提的——“三水早就没了吧，前冬的事了。”
“怎么走的？”
“听说是在养老院晒太阳的时候，人就慢慢没了。没生病，也没人陪，挺安静的。好像是早上坐在那，午饭都没人叫得醒。”
我那天晚上没怎么说话，躺在床上闭着眼，脑子却一直跳出他那双裂口鞋、卷起的裤脚，还有小时候他抱着我笑的那张脸。
村里的人还会记得他吗？可能不会。他的一生像个被压扁的烟头，没人在意他点过火，只在意他熄得早不早。但对我来说，他是我记忆里最早出现的一抹模糊的温度，带着烟味，带着土味，也带着一点让人说不清的心酸。
我后来明白，有些人不是活得不正常，而是这世界从来就没给他“正常”的位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