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:家族

我的老家在南边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,严格说来,那时候还不叫“城”——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罢了。我们村,是这个县里极普通的一条村道延伸出来的几百户人家。村又分成若干个组,我们家所在的那一组,大约只有几十户,却几乎家家户户都能从某个祖宗辈的叉口里找出一点血缘来。

这些组,是家族的延续,又不是。所谓“家族”,大抵就是一群人共了同一个祖先,在后来的岁月里,枝叶渐繁,分了堂口、隔了锅灶,日子便各自归了各自。我们这一组的格局也差不多,几条巷子,几堵围墙,把一家一户的烟火气分得不远不近。

就拿我们家来说吧。我有三个比较亲近的爷爷,其中一个是我亲爷爷,另外两个则是“堂爷爷”。我们三家,往上数几辈,其实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。爷爷的爷爷,和他们的爷爷,是同一个人。换句话说,我们是从同一棵老树上长出的几根枝条。只是时间一长,枝条拧不紧,便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生长开了。

听我奶奶说,爷爷小时候,他们这一辈人是住在一起、吃在一起的。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大圆桌,端着粗瓷碗,就着腌菜和红薯饭,冬天一起围着火塘,夏天躺在同一张草席上听蛙声和雨声入梦。那时候,还没有“家”这个精细的概念,更多的是“屋檐下”的共生状态。

可后来人口越来越多,男人娶妻生子,女人起锅做饭,再大的屋也装不下了。于是家族慢慢裂开了。老一辈开始划地分家,谁家的地在河边,谁家的屋在坡上,谁分了那棵老槐树旁的空地,都成了口舌和讲究。再之后,三家变六家,六家变十二家,亲近的人开始称呼也要加上“堂”、“表”作区分,而非只是“阿哥”、“阿姐”。

尽管分了家,那时的组里依旧保持着一种模糊而温情的连接。谁家办喜事,别家的桌椅板凳总是先借去用;哪户生了孩子,附近几家总要送点红糖鸡蛋;甚至哪个老人过世,连远房的亲戚也要赶来帮着奔丧守夜。这种“我知道你家门口挂的帘子是什么颜色”的熟稔,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牢靠的底色。

可如今回忆起来,那种所谓的“家族紧密”,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。人心始终难以拧成一股绳。哪怕血缘还在,可大多数人,活得还是“自己人”的日子。尤其在面对利益时,家族的关系常常退位,让位于更具体的斤斤计较。也许是因为,从小就没人真正告诉过我们:什么叫家族?家族的意义,又是否应当超越血缘?

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一句话,“一个家族要想兴旺,全靠后辈争气。”这话说得简单,却很扎实。在我们组里,最能感受到“家族浮沉”的地方,其实是村口那条大路的两旁。

左边那户人家,是三十年前最穷的一家,房子低矮,墙上总有裂缝。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争气,不声不响考上了大学,后来留在省城工作,带着父母搬去县里买了房。再后来,逢年过节回来一次,开着小车、带着礼盒,全村人都用一种敬佩又艳羡的目光看着他们。

右边那户,则是原先最风光的一支,祖上有几个识字的,在村里教私塾,后头还当了村干部。可后来儿孙不争气,不是早早辍学出去混社会,就是常年嗜酒误事,到头来那栋两层的青砖房都住不下人了,门前的枣树也荒了,成了村里口口相传的“落败之家”。

时间真是个不动声色的雕刻家,它替人写出家族的起起落落,却从不交代缘由。有些家族依靠小辈一步步往上爬,也有家族在岁月中渐渐沉没,像一块从岸边滑落的石头,溅不起太大水花,就此沉底。

我一直在想,家族这东西,究竟是“家”的延伸,还是“族”的约束?在我们村里,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家族意识。生下来,吃饭、种地、娶妻、生子、老去,大家不过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忙活,除了在婚丧嫁娶时会抬头看看自家亲戚,更多的时候,家族只是户口本上的几行字而已。

或许正因为如此,我们这一代人缺乏一种“命运共同体”的自觉。我上大学之后,有时回家,走在那条熟悉的巷子里,忽然意识到,小时候最常见的几位“堂叔”已经不在了,有的搬去了镇上,有的病了,有的只是关起了家门,再也不参与外头的喧哗。彼此之间的连接变成了微信里的点赞,或者村群里偶尔冒出来的一句“谁家的谁结婚了”。

但家族,真的就该如此吗?我们出生在一条线上,被赋予同样的姓氏,理应肩负一些超越个体的东西。哪怕是最朴素的互相照应,哪怕只是“你跌倒了,我扶你一把”的默契,那也是一种温度,一种延续。

如今有时候在城市里,看到某些家族族谱传承依旧、礼节分明的地方,我心里总会泛起一点微妙的羡慕。他们有一种归属感,是我们这一代村里人极少体验过的。而我们,哪怕人多,却从来没有“合”过一回。

也许这是现实,也许这本就无解。可我总觉得,有些东西是值得重新拾起的,比如那张圆桌,比如火塘边的围坐,比如在风雨中还能相互唤得出名字的情分。

因为当你真正孤身一人站在人生的路口时,你才会懂得,有一群人站在你身后,哪怕只是一个象征,心里也会多出一分安稳。

第一章:村里的结巴邻居

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叫沙岭的小村子,村子不大,靠山而建,三面环田,一条小溪穿村而过。这里的人世代种地,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。说是“靠天吃饭”,但更准确的说法是“靠命吃饭”——有些人命好,种啥长啥,有些人命薄,做啥赔啥。这话听着迷信,可在我们村,没人会反驳。

村子里住着一个人,叫李三水。他不是我们家亲戚,但却是我记忆中最早出现在我生命里的“熟人”之一。三水比我爸妈年纪略小一点,从我记事起,他就总在村里晃荡,说话结巴,走路有点踉跄,但眼睛却很亮,像水塘里的月亮,安静又不安分。

说起来,我对李三水的最初记忆,是关于“触觉”的——大概我一岁多点,有一回,我被他抱在怀里。他坐在晒谷坪边的石墩上,笑着逗我,口水滴在我的额头上。我不会说话,只是盯着他。他嘴里磕磕绊绊地学我爸的样子哼歌,歌不成调,调也不成调,但笑得很真。我爸站在不远处,朝我比了个“不要”的手势,一边压低声音说:“别让他抱。”

多年后我回想那一幕,我爸那表情里有点担忧,也有点无奈。那时候李三水还年轻,也没啥坏心眼,可能就是单纯地喜欢孩子吧。

村里人都叫他“李结巴”,这称呼从不遮掩,也没人觉得难听。他从小说话就结巴,说一句话要憋半天才说出头尾。可奇怪的是,他脑子却挺好。小时候村小读书,他识字比谁都快,算术也是全班第一。但偏偏因为这张嘴,一次他在课堂上被老师当众骂“狗吠”,从那之后就退了学,再也没回教室。

他退学之后没几年,爸妈去世了,留下他一个人。他没田没地,靠给人打短工为生。我们那边说“打短工”,其实就是扛水泥、推沙子、挑粪倒灰,一天挣三块五块,吃饭还要自带饭盒。三水就是那种人。整年穿一件褪色的军绿色夹克,裤脚卷起,鞋后跟塌着,一根麻绳当腰带,把整个人系得紧紧的。

他虽然话说不好,但身体素质还行,在工地上能扛水泥袋扛半天不歇气,村里人都说他“力气大得吓人”。但没人真把他当人看,更多的是当笑话看。有时候几个工地上的年轻人会拿他打趣,说什么“哎三水,你今天吃的啥,结巴都加速了”,他一开始还憨笑着应几句,后来就只笑不说话了,像是习惯了那种羞辱。

更让人议论的,是他老爱追着孩子跑。哪家娃娃在坪里玩,他总爱凑过去,蹲在边上看。偶尔有胆大的孩子逗他说话,他就咧嘴笑,笑着笑着就想伸手去抱。村里人看见了,总会冲他吼:“李结巴,你干啥?你别吓孩子!”然后把孩子拉走。

那时我妈常说:“不是他坏,他是脑子有问题,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。”可我一直觉得,李三水的脑子其实没坏。他能数出水渠里几个砖缺口,也记得哪家人几月几号结婚,还常偷偷帮村口的小学补墙抹灰,从来不求钱。他只是被村子这个小社会从小边缘化,压久了,干脆躲在自己的壳子里活着。

有一年,村里传言说他和寡妇王婶“关系不一般”。王婶丈夫在外头出意外死了,留下她一个人带儿子,住在村东头。有人说李三水晚上去过她家,有人说他们一起去镇上买东西,还有人说听见王婶家半夜有男人说梦话。但这些说法像塘里的青蛙叫声,热闹,但都没见过影子。王婶后来改嫁去了邻村,谣言也就慢慢淡了。

我小学到初中,和李三水的交集不多。偶尔放学回来看到他在田埂上蹲着吸烟,他会冲我点点头,我也点点头,谁也不说话。高中时,我考到了镇上的中学住校,就更少见他。后来考上华中理工大学,走得更远,春节才回一趟家。李三水就像村头那株被风雨打弯的槐树,站在那,却没人再细看。

大三那年寒假,我回家过年,吃饭时问起他,我妈边炒菜边回我:“他啊,腿脚不好了,干不动了,就去镇上的养老院住了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,像是在说一只老狗找地方歇了。

之后几年,我忙着实习、考研、搬家,村子几乎成了我记忆里的某个角落。再一次听说李三水,是我一个发小在电话里随口提的——“三水早就没了吧,前冬的事了。”

“怎么走的?”

“听说是在养老院晒太阳的时候,人就慢慢没了。没生病,也没人陪,挺安静的。好像是早上坐在那,午饭都没人叫得醒。”

我那天晚上没怎么说话,躺在床上闭着眼,脑子却一直跳出他那双裂口鞋、卷起的裤脚,还有小时候他抱着我笑的那张脸。

村里的人还会记得他吗?可能不会。他的一生像个被压扁的烟头,没人在意他点过火,只在意他熄得早不早。但对我来说,他是我记忆里最早出现的一抹模糊的温度,带着烟味,带着土味,也带着一点让人说不清的心酸。

我后来明白,有些人不是活得不正常,而是这世界从来就没给他“正常”的位置。

摇号决定命运,这样的“公平”你接受吗?

近年来,小升初“摇号入学”政策在多个城市落地实施。看似在打破“拼爹拼妈”、择校热等固有现象,以随机的方式为每个孩子提供了“公平”的入学机会。然而,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,这种表面上的公平,实则是用纯粹的随机性来决定孩子未来的发展路径,这种做法本身存在值得反思的深层问题。

摇号制度的初衷,是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通过抽签的方式杜绝人为干预,避免“拼关系”“走后门”等现象,表面上达到了“人人机会均等”。但这种所谓的“均等”,只是以概率代替了努力,把教育变成了一场没有规则的运气游戏。一个勤奋好学、成绩优异的孩子,可能因为没有抽中签而无缘理想学校;而一个成绩平平甚至缺乏学习积极性的孩子,却可能因“手气好”轻松进入重点学校。这种对个体差异的忽视,实质上并不是公平,而是一种新的不公。

追求公平原本是教育制度的理想目标,但如果一味强调形式上的一致性,而忽略每个孩子的天赋、努力与个性,这种公平本身就显得机械和僵化。真正的教育公平,不是让每个人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,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奔跑。每个孩子的能力、兴趣、家庭背景都不相同,如何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的命运?如果教育制度无法识别和尊重这种差异,只是一味依赖“概率”,那么所谓的公平不过是一种伪装。

更进一步说,人生从来都不是公平的。人与人之间在智力、家庭条件、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。有些人出生在书香门第,自幼享有优质资源;而另一些人则要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成长。这些差异无法被摇号所抹平。以“抽签”来一刀切地分配教育资源,看似拉平了表面上的不平等,但对那些自律、努力、渴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孩子而言,却是一种残酷的打击。他们辛苦付出却依然要听命于运气,而那些选择“躺平”的人却可能因运气而逆袭。这种结果,不仅扭曲了教育的价值导向,也伤害了社会对奋斗与责任的基本共识。

那么,真正的公平应该是什么?我认为,公平的本质不在于“结果相同”,而在于“机会适配”。教育讲究因材施教,公平也应该是“因人施策”。制度应当在保障基本教育权益的前提下,建立起多元评价和分类培养机制,让不同类型的孩子都能获得与其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发展路径。比如,可以引入综合素质评价、自主招生、学区动态调整等方式,引导资源更加精准地配置,而非一味依赖抽签。

在教育领域追求真正的公平,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。但我们不能因为难,就选择简单粗暴地将命运交给概率。在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,社会和制度理应提供更有温度、更有智慧的安排,而不是退回到“听天由命”的原始逻辑中。

“三十如狼、四十如虎”,其实说的是男人

一直以来,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三十如狼、四十如虎”,常被用来形容女性在某个年龄阶段的欲望增强。但实际上,这句话更多是社会对女性的误解与标签化,而真正符合这句形容的,恰恰是男人。

从生理和心理双重角度来看,30至40岁的女性,大多处于一种成熟稳定的状态。荷尔蒙趋于平衡,情绪更加理智,对生活与关系的需求也更注重精神层面。而反观同龄男性,却往往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夹击:事业上要拼搏进阶,家庭中要承担责任,加上生活节奏快、熬夜应酬多,很多人的身体早已悄悄开始走下坡路。这个阶段,男性的体能、精力乃至荷尔蒙水平都在逐步下降,却往往被自己忽略,或因为“面子”不愿承认。

所以,真正到了“三十如狼、四十如虎”的阶段,女性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状态,反倒是男性体力跟不上、压力又大,开始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这并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集体现象。因此,这句俗语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“转移指责”,掩盖了男性本该正视的问题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,关键并不在于逃避或推责,而在于男性要开始重视保养和自我调整。良好的作息、适度的锻炼、健康饮食,加上学会释放压力、调整心态,才是保持活力的根本途径。三十到四十岁,是男人生命中非常关键的一段路,与其硬撑,不如科学应对。毕竟,真正的“如狼如虎”,应该是掌控自己身体和节奏的男人。

人类对动物的喜爱源自于人类自身的需求

人类对动物的喜爱,从未是毫无缘由的情感投射。很多时候,我们之所以对某些动物格外偏爱,恰恰是因为这些动物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类内在的心理需求,甚至在人格、外貌或情感交流方式上,与人类自身产生了微妙的类比和联结。

以猫为例,猫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深受喜爱的宠物,某种程度上,是因为猫的外貌特征符合人类对“可爱”的刻板印象。它们眼睛大而圆、脸部轮廓柔和、动作优雅,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,这些特征恰好与人类女性的某些特征高度相似,特别是在年轻女性身上更为常见。这种相似性激发了人类对保护、依恋的本能反应。再加上猫的独立、神秘又适度亲昵的性格,很像人类文化中理想化的“女性伴侣”或“理想对象”的形象,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它的偏爱。

相比之下,人类对狗的喜爱则更多地建立在忠诚与陪伴之上。狗热情、忠诚、易于建立信任关系,它们的性格特征往往被人类看作“好朋友”“兄弟”甚至“保护者”的象征,某种意义上投射的是人类对男性朋友、同伴关系的需求。狗能够守护家庭、在户外活动中陪伴主人、随叫随到,这些行为契合了人们对可靠、踏实伙伴的渴望,这也解释了为何“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”这句话深入人心。

换句话说,人类选择养猫或养狗,其背后其实是一种自我需求的映射。喜爱猫,可能是一种对柔和亲昵情感的寻求;喜爱狗,则更像是对忠诚可靠关系的依恋。无论是哪种动物,这份“喜爱”从来不是单向的,它们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情感寄托,正是因为它们身上恰好折射出了我们对他人、对关系、甚至对自身的深层渴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