觅谜涂

我的老家在南边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，严格说来，那时候还不叫“城”——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罢了。我们村，是这个县里极普通的一条村道延伸出来的几百户人家。村又分成若干个组，我们家所在的那一组，大约只有几十户，却几乎家家户户都能从某个祖宗辈的叉口里找出一点血缘来。

这些组，是家族的延续，又不是。所谓“家族”，大抵就是一群人共了同一个祖先，在后来的岁月里，枝叶渐繁，分了堂口、隔了锅灶，日子便各自归了各自。我们这一组的格局也差不多，几条巷子，几堵围墙，把一家一户的烟火气分得不远不近。

就拿我们家来说吧。我有三个比较亲近的爷爷，其中一个是我亲爷爷，另外两个则是“堂爷爷”。我们三家，往上数几辈，其实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。爷爷的爷爷，和他们的爷爷，是同一个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从同一棵老树上长出的几根枝条。只是时间一长，枝条拧不紧，便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生长开了。

听我奶奶说，爷爷小时候，他们这一辈人是住在一起、吃在一起的。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大圆桌，端着粗瓷碗，就着腌菜和红薯饭，冬天一起围着火塘，夏天躺在同一张草席上听蛙声和雨声入梦。那时候，还没有“家”这个精细的概念，更多的是“屋檐下”的共生状态。

可后来人口越来越多，男人娶妻生子，女人起锅做饭，再大的屋也装不下了。于是家族慢慢裂开了。老一辈开始划地分家，谁家的地在河边，谁家的屋在坡上，谁分了那棵老槐树旁的空地，都成了口舌和讲究。再之后，三家变六家，六家变十二家，亲近的人开始称呼也要加上“堂”、“表”作区分，而非只是“阿哥”、“阿姐”。

尽管分了家，那时的组里依旧保持着一种模糊而温情的连接。谁家办喜事，别家的桌椅板凳总是先借去用；哪户生了孩子，附近几家总要送点红糖鸡蛋；甚至哪个老人过世，连远房的亲戚也要赶来帮着奔丧守夜。这种“我知道你家门口挂的帘子是什么颜色”的熟稔，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牢靠的底色。

可如今回忆起来，那种所谓的“家族紧密”，似乎也没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。人心始终难以拧成一股绳。哪怕血缘还在，可大多数人，活得还是“自己人”的日子。尤其在面对利益时，家族的关系常常退位，让位于更具体的斤斤计较。也许是因为，从小就没人真正告诉过我们：什么叫家族？家族的意义，又是否应当超越血缘？

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一句话，“一个家族要想兴旺，全靠后辈争气。”这话说得简单，却很扎实。在我们组里，最能感受到“家族浮沉”的地方，其实是村口那条大路的两旁。

左边那户人家，是三十年前最穷的一家，房子低矮，墙上总有裂缝。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争气，不声不响考上了大学，后来留在省城工作，带着父母搬去县里买了房。再后来，逢年过节回来一次，开着小车、带着礼盒，全村人都用一种敬佩又艳羡的目光看着他们。

右边那户，则是原先最风光的一支，祖上有几个识字的，在村里教私塾，后头还当了村干部。可后来儿孙不争气，不是早早辍学出去混社会，就是常年嗜酒误事，到头来那栋两层的青砖房都住不下人了，门前的枣树也荒了，成了村里口口相传的“落败之家”。

时间真是个不动声色的雕刻家，它替人写出家族的起起落落，却从不交代缘由。有些家族依靠小辈一步步往上爬，也有家族在岁月中渐渐沉没，像一块从岸边滑落的石头，溅不起太大水花，就此沉底。

我一直在想，家族这东西，究竟是“家”的延伸，还是“族”的约束？在我们村里，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家族意识。生下来，吃饭、种地、娶妻、生子、老去，大家不过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忙活，除了在婚丧嫁娶时会抬头看看自家亲戚，更多的时候，家族只是户口本上的几行字而已。

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这一代人缺乏一种“命运共同体”的自觉。我上大学之后，有时回家，走在那条熟悉的巷子里，忽然意识到，小时候最常见的几位“堂叔”已经不在了，有的搬去了镇上，有的病了，有的只是关起了家门，再也不参与外头的喧哗。彼此之间的连接变成了微信里的点赞，或者村群里偶尔冒出来的一句“谁家的谁结婚了”。

但家族，真的就该如此吗？我们出生在一条线上，被赋予同样的姓氏，理应肩负一些超越个体的东西。哪怕是最朴素的互相照应，哪怕只是“你跌倒了，我扶你一把”的默契，那也是一种温度，一种延续。

如今有时候在城市里，看到某些家族族谱传承依旧、礼节分明的地方，我心里总会泛起一点微妙的羡慕。他们有一种归属感，是我们这一代村里人极少体验过的。而我们，哪怕人多，却从来没有“合”过一回。

也许这是现实，也许这本就无解。可我总觉得，有些东西是值得重新拾起的，比如那张圆桌，比如火塘边的围坐，比如在风雨中还能相互唤得出名字的情分。

因为当你真正孤身一人站在人生的路口时，你才会懂得，有一群人站在你身后，哪怕只是一个象征，心里也会多出一分安稳。

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叫沙岭的小村子，村子不大，靠山而建，三面环田，一条小溪穿村而过。这里的人世代种地，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。说是“靠天吃饭”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“靠命吃饭”——有些人命好，种啥长啥，有些人命薄，做啥赔啥。这话听着迷信，可在我们村，没人会反驳。

村子里住着一个人，叫李三水。他不是我们家亲戚，但却是我记忆中最早出现在我生命里的“熟人”之一。三水比我爸妈年纪略小一点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就总在村里晃荡，说话结巴，走路有点踉跄，但眼睛却很亮，像水塘里的月亮，安静又不安分。

说起来，我对李三水的最初记忆，是关于“触觉”的——大概我一岁多点，有一回，我被他抱在怀里。他坐在晒谷坪边的石墩上，笑着逗我，口水滴在我的额头上。我不会说话，只是盯着他。他嘴里磕磕绊绊地学我爸的样子哼歌，歌不成调，调也不成调，但笑得很真。我爸站在不远处，朝我比了个“不要”的手势，一边压低声音说：“别让他抱。”

多年后我回想那一幕，我爸那表情里有点担忧，也有点无奈。那时候李三水还年轻，也没啥坏心眼，可能就是单纯地喜欢孩子吧。

村里人都叫他“李结巴”，这称呼从不遮掩，也没人觉得难听。他从小说话就结巴，说一句话要憋半天才说出头尾。可奇怪的是，他脑子却挺好。小时候村小读书，他识字比谁都快，算术也是全班第一。但偏偏因为这张嘴，一次他在课堂上被老师当众骂“狗吠”，从那之后就退了学，再也没回教室。

他退学之后没几年，爸妈去世了，留下他一个人。他没田没地，靠给人打短工为生。我们那边说“打短工”，其实就是扛水泥、推沙子、挑粪倒灰，一天挣三块五块，吃饭还要自带饭盒。三水就是那种人。整年穿一件褪色的军绿色夹克，裤脚卷起，鞋后跟塌着，一根麻绳当腰带，把整个人系得紧紧的。

他虽然话说不好，但身体素质还行，在工地上能扛水泥袋扛半天不歇气，村里人都说他“力气大得吓人”。但没人真把他当人看，更多的是当笑话看。有时候几个工地上的年轻人会拿他打趣，说什么“哎三水，你今天吃的啥，结巴都加速了”，他一开始还憨笑着应几句，后来就只笑不说话了，像是习惯了那种羞辱。

更让人议论的，是他老爱追着孩子跑。哪家娃娃在坪里玩，他总爱凑过去，蹲在边上看。偶尔有胆大的孩子逗他说话，他就咧嘴笑，笑着笑着就想伸手去抱。村里人看见了，总会冲他吼：“李结巴，你干啥？你别吓孩子！”然后把孩子拉走。

那时我妈常说：“不是他坏，他是脑子有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。”可我一直觉得，李三水的脑子其实没坏。他能数出水渠里几个砖缺口，也记得哪家人几月几号结婚，还常偷偷帮村口的小学补墙抹灰，从来不求钱。他只是被村子这个小社会从小边缘化，压久了，干脆躲在自己的壳子里活着。

有一年，村里传言说他和寡妇王婶“关系不一般”。王婶丈夫在外头出意外死了，留下她一个人带儿子，住在村东头。有人说李三水晚上去过她家，有人说他们一起去镇上买东西，还有人说听见王婶家半夜有男人说梦话。但这些说法像塘里的青蛙叫声，热闹，但都没见过影子。王婶后来改嫁去了邻村，谣言也就慢慢淡了。

我小学到初中，和李三水的交集不多。偶尔放学回来看到他在田埂上蹲着吸烟，他会冲我点点头，我也点点头，谁也不说话。高中时，我考到了镇上的中学住校，就更少见他。后来考上华中理工大学，走得更远，春节才回一趟家。李三水就像村头那株被风雨打弯的槐树，站在那，却没人再细看。

大三那年寒假，我回家过年，吃饭时问起他，我妈边炒菜边回我：“他啊，腿脚不好了，干不动了，就去镇上的养老院住了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说一只老狗找地方歇了。

之后几年，我忙着实习、考研、搬家，村子几乎成了我记忆里的某个角落。再一次听说李三水，是我一个发小在电话里随口提的——“三水早就没了吧，前冬的事了。”

“怎么走的？”

“听说是在养老院晒太阳的时候，人就慢慢没了。没生病，也没人陪，挺安静的。好像是早上坐在那，午饭都没人叫得醒。”

我那天晚上没怎么说话，躺在床上闭着眼，脑子却一直跳出他那双裂口鞋、卷起的裤脚，还有小时候他抱着我笑的那张脸。

村里的人还会记得他吗？可能不会。他的一生像个被压扁的烟头，没人在意他点过火，只在意他熄得早不早。但对我来说，他是我记忆里最早出现的一抹模糊的温度，带着烟味，带着土味，也带着一点让人说不清的心酸。

我后来明白，有些人不是活得不正常，而是这世界从来就没给他“正常”的位置。

近年来，小升初“摇号入学”政策在多个城市落地实施。看似在打破“拼爹拼妈”、择校热等固有现象，以随机的方式为每个孩子提供了“公平”的入学机会。然而，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，这种表面上的公平，实则是用纯粹的随机性来决定孩子未来的发展路径，这种做法本身存在值得反思的深层问题。

摇号制度的初衷，是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通过抽签的方式杜绝人为干预，避免“拼关系”“走后门”等现象，表面上达到了“人人机会均等”。但这种所谓的“均等”，只是以概率代替了努力，把教育变成了一场没有规则的运气游戏。一个勤奋好学、成绩优异的孩子，可能因为没有抽中签而无缘理想学校；而一个成绩平平甚至缺乏学习积极性的孩子，却可能因“手气好”轻松进入重点学校。这种对个体差异的忽视，实质上并不是公平，而是一种新的不公。

追求公平原本是教育制度的理想目标，但如果一味强调形式上的一致性，而忽略每个孩子的天赋、努力与个性，这种公平本身就显得机械和僵化。真正的教育公平，不是让每个人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，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奔跑。每个孩子的能力、兴趣、家庭背景都不相同，如何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的命运？如果教育制度无法识别和尊重这种差异，只是一味依赖“概率”，那么所谓的公平不过是一种伪装。

更进一步说，人生从来都不是公平的。人与人之间在智力、家庭条件、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。有些人出生在书香门第，自幼享有优质资源；而另一些人则要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成长。这些差异无法被摇号所抹平。以“抽签”来一刀切地分配教育资源，看似拉平了表面上的不平等，但对那些自律、努力、渴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孩子而言，却是一种残酷的打击。他们辛苦付出却依然要听命于运气，而那些选择“躺平”的人却可能因运气而逆袭。这种结果，不仅扭曲了教育的价值导向，也伤害了社会对奋斗与责任的基本共识。

那么，真正的公平应该是什么？我认为，公平的本质不在于“结果相同”，而在于“机会适配”。教育讲究因材施教，公平也应该是“因人施策”。制度应当在保障基本教育权益的前提下，建立起多元评价和分类培养机制，让不同类型的孩子都能获得与其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发展路径。比如，可以引入综合素质评价、自主招生、学区动态调整等方式，引导资源更加精准地配置，而非一味依赖抽签。

在教育领域追求真正的公平，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。但我们不能因为难，就选择简单粗暴地将命运交给概率。在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，社会和制度理应提供更有温度、更有智慧的安排，而不是退回到“听天由命”的原始逻辑中。

一直以来，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：“三十如狼、四十如虎”，常被用来形容女性在某个年龄阶段的欲望增强。但实际上，这句话更多是社会对女性的误解与标签化，而真正符合这句形容的，恰恰是男人。

从生理和心理双重角度来看，30至40岁的女性，大多处于一种成熟稳定的状态。荷尔蒙趋于平衡，情绪更加理智，对生活与关系的需求也更注重精神层面。而反观同龄男性，却往往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夹击：事业上要拼搏进阶，家庭中要承担责任，加上生活节奏快、熬夜应酬多，很多人的身体早已悄悄开始走下坡路。这个阶段，男性的体能、精力乃至荷尔蒙水平都在逐步下降，却往往被自己忽略，或因为“面子”不愿承认。

所以，真正到了“三十如狼、四十如虎”的阶段，女性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状态，反倒是男性体力跟不上、压力又大，开始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这并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集体现象。因此，这句俗语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“转移指责”，掩盖了男性本该正视的问题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并不在于逃避或推责，而在于男性要开始重视保养和自我调整。良好的作息、适度的锻炼、健康饮食，加上学会释放压力、调整心态，才是保持活力的根本途径。三十到四十岁，是男人生命中非常关键的一段路，与其硬撑，不如科学应对。毕竟，真正的“如狼如虎”，应该是掌控自己身体和节奏的男人。

人类对动物的喜爱，从未是毫无缘由的情感投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对某些动物格外偏爱，恰恰是因为这些动物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类内在的心理需求，甚至在人格、外貌或情感交流方式上，与人类自身产生了微妙的类比和联结。

以猫为例，猫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深受喜爱的宠物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因为猫的外貌特征符合人类对“可爱”的刻板印象。它们眼睛大而圆、脸部轮廓柔和、动作优雅，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些特征恰好与人类女性的某些特征高度相似，特别是在年轻女性身上更为常见。这种相似性激发了人类对保护、依恋的本能反应。再加上猫的独立、神秘又适度亲昵的性格，很像人类文化中理想化的“女性伴侣”或“理想对象”的形象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它的偏爱。

相比之下，人类对狗的喜爱则更多地建立在忠诚与陪伴之上。狗热情、忠诚、易于建立信任关系，它们的性格特征往往被人类看作“好朋友”“兄弟”甚至“保护者”的象征，某种意义上投射的是人类对男性朋友、同伴关系的需求。狗能够守护家庭、在户外活动中陪伴主人、随叫随到，这些行为契合了人们对可靠、踏实伙伴的渴望，这也解释了为何“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”这句话深入人心。

换句话说，人类选择养猫或养狗，其背后其实是一种自我需求的映射。喜爱猫，可能是一种对柔和亲昵情感的寻求；喜爱狗，则更像是对忠诚可靠关系的依恋。无论是哪种动物，这份“喜爱”从来不是单向的，它们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情感寄托，正是因为它们身上恰好折射出了我们对他人、对关系、甚至对自身的深层渴望。